富士康为何转投印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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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发表于2015年8月11日的新京报,见报有改动。转载请注明出处。

富士康和印度马邦政府签订协议,将在当地投资50亿美元建立新厂。其实富士康在国外早有工厂,规模都不算太大。中国工厂的竞争者是东南亚国家和印度。这些国家的劳动力成本比中国低得多,只是由于配套成本比中国高,才使它迟迟留恋中国。郭台铭走访印度多个邦省,并表示未来将在印度有更多投入。这一幕早年曾在中国出现,现在转移到印度,激发起来的情绪非常复杂。

以2010年跳楼事件为标志,富士康在中国的舆论待遇大相径庭。此前富士康是各地争抢的金主,提供就业的英雄;跳楼事件发生后,它蒙上血汗工厂的阴影。尽管一如既往受到工人欢迎,待遇超过大部分工厂,人们谈论富士康,不免还会有怪诞的联想。很多媒体对它并不友好,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它的负面暗访。2014年有媒体报道富士康园区的夜生活,尽管报道内容在中国任何城市都司空见惯,这种报道还是被解读为混乱。

地方政府对富士康的态度也变得复杂,一方面它仍是提供就业的财神,同时也是麻烦制造者,地方政府曾为富士康提供招工便利,组织技校学生到富士康实习,这种合作几乎停止。招商引资过程中的税收、信贷和土地优惠、现在也备受争议。

中国的劳动力价格上升,这固然是富士康重心转移的原因。往深里说,恐怕还有其他。

自2010年跳楼事件以后,富士康面临的法律风险提高,很多加班取消。工人是自愿加班甚至希望加班的,那样可以多赚一些钱。加班不只受限制,成本也在提高。和多数工厂不同,富士康有加班费,日常加班费是每天底薪的1.5倍,周末2倍,节假日是3倍。加班费有时会达到工人薪水的60%。面对如此高昂的成本,富士康自然会对工作时间作出调整,除非紧急,他们会选择不加班生产。由于经常性地取消加班,这让富士康失去了吸引力,管理和招工难度加大。

很多人指责富士康刻意压低工人薪资,依靠加班获取竞争优势。这种指责其实并无道理。代工业的利润率并不高,素有“低端价值链”之称,并且还要面临竞争压力。不顾实际的贸然涨薪,将使富士康成本上升,利润率降低,工厂扩张规模和速度都要减缓,富士康的潜在受益人群就会减少。过于严苛的劳动立法,加重了富士康的成本。

富士康是中国少见的为工人缴纳社保和公积金的工厂。按照政策,连续缴满一定年限,员工才能从此获益。富士康作为代工厂,绝大多数工人都只是作为上升跳板,很多甚至还要返回农村。富士康为他们缴纳的钱,实际变成了有去无回的税收。除此之外,为了应付日益激烈的媒体批评和政府检查,富士康必须付出额外成本。比如跳楼事件发生后,富士康厂区宿舍楼安装了防护网,并加强了安保管理。这些支出的主要功能当然不是防止员工意外,而是为了杜绝外界指责,改善公众形象。

不断提高的最低工资标准,也使富士康的成本压力增大。以深圳为例,今年最低工资已经突破2000元,这个工资再加上其他福利待遇,其实并不算很低。最低工资的看不见效果是愿意支付低工资的工人被排挤出市场。除了深圳,全国很多城市的最低工资标准不断提高,抬高了劳动力成本。如果有源源不断的低价劳动力进入市场,富士康在招工方面会有更多选择余地,它能帮助的群体会更广泛。

越来越多的劳动管制正是富士康这种劳动密集企业的杀手。与之相应的,是政府亲商政策的变化。过去很长时间,政府可以采用土地和税收优惠吸引企业,对于新建项目予以配合便利。现在这种态度变得越加冷漠,代之以严苛的监管。

中国的劳动力价格虽然上升,不过还有基础设施良好、物流方便、产业链发达等优势吸引企业留驻。这些优势正在被政策劣势所抵消。中国的年轻人口正在大量减少,这让企业看到劳动力成本上升的不可逆转。印度则刚好相反,他们有大量的年轻人,人口红利突出。过去印度的劳工法律常让外资企业望而却步,现在莫迪总理则着力展示亲商的那一面。制度优势的此消彼涨,可能比单纯的劳动力价格更有吸引力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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